2016年9月26日

Deutsche Bank AG, Hong Kong Branch v Zhang Hong Li [2016] 3 HKLRD 303

事实背景

原告人向被告人发出令状,被告人为中国内地居民。原告人根据高等法院规则第11号命令第1(1)条获得法庭准许,送达一份并存令状至被告人在中国的住址。原告人根据第11号命令第5A条,要求令状由中国司法机构送达。原告人随后作出类似的申请,要求将令状送达至被告人的商业地址。以上两项送达方案皆不成功。原告人因此向法庭申请在香港(而不在中国当地)替代送达,透过将有关文件由专人交付至被告人香港律师的办公室,从而转交至被告人。

被告人向法庭上诉,提出法庭并没有司法权绕过第11号命令第5A条,指定在香港替代送达;又或者法庭这般的命令是违反基本法和超越其司法管辖权。

法庭驳回被告人上诉

法庭以探讨法例目的的方法来解读第11号命令,并裁定”替代送达的目的为透过有合理机会成功的手段让被告人得知令状的存在”。 因此,尽管没有清楚列明,替代送达亦适用于送达予中国内地居民。

法庭接着将替代送达分成两类,即(i)在中国内地执行的替代送达,和(ii)在香港执行的替代送达。

就第一类而言,根据第11号命令第5(2)条,该等香港法庭命令或指示必须不违反中国法律。若中国司法机构有指定的送达方式,申请人必须在向高等法院登记处申请时跟随该方式。申请人需同时向香港法院及高等人民法院证明其提出的送达方式适当。

法庭同时阐述第二类替代送达为何合理。现实中,在大部分的跨境纠纷,合约各方早已接受香港的司法管辖权,或者纠纷与香港有实际重大关系。 因此,准许在香港执行的替代送达是为了实现有效率诉讼的务实做法。作为保障,法庭同时会确保在香港执行的替代送达不会违反中国法律。

案件的意义

本案明确显示法庭在海外送达方面会采取务实的态度。法庭明了海外送达令状予中国内地居民实践上有困难,所以当原告人能证明替代送达有合理机会成功将令状送达予被告人,法庭会因情况批准在香港而非中国执行替代送达。